摘 要

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普遍的、规律性的事实。除了著名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57），经济学家们还观察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现象。经济结构转型是指经济活动依次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转移。不同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特征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活动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部门，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服务业。一个人均低收入的国家向富裕国家发展的进程，也是经济结构从农业主导到工业部门崛起，再到服务业主导的过程。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历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农业主导到工业部门崛起的过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工业部门增长开始落后于GDP增长。这很自然地带来几个问题：（1）中国经济是否像其他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那样，正在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抑或过去几年工业部门增长落后于整体经济只是短期阶段性现象？（2）同时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速下滑是巧合还是存在因果关系？（3）如果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应对这些挑战？

通过对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和理论的梳理回顾，并结合中国当前的事实展开分析，本文对上述问题有以下几个初步的认识和回答：（1）迈过一定人均收入门槛值以后，一个经济体会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驱动转型的力量分别是更高收入水平上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偏好的上升，以及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更高的生产率。（2）人均收入、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消费份额等多方面证据共同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典型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转型拐点时间是2008—2010年。（3）市场力量作用下的经济转型会伴随部门加总生产率、资本积累、劳动参与时间等多方面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速；此外，违背经济转型方向的政策措施会加剧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4）从维持较高经济增长潜力角度看，应对结构转型压力的关键政策措施是释放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潜力，这一方面依靠对服务业的规制政策调整，另一方面依靠改善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是互补关系。（５）服务业规制政策调整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慢变量，是政府和社会公众从物质文明价值观到后物质文明价值观的代际价值观转换，以及由此激发的政治权利再分配。政府如能及时调整过去30年物质文明价值观，顺应后物质文明价值观，就能够与市场形成合力，保障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文章分五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从国际经验来看，是否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的结构转型收入门槛值，是什么力量驱动经济结构转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是否已经迈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期；第三部分探讨结构转型期会带给中国经济增长什么样的挑战；第四部分讨论什么样的对策能够帮助中国经济顺利渡过经济结构转型期；第五部分是结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了成熟的研究，这里主要介绍他人的研究成果。后面几个部分主要是结合中国，国内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也只是非常初步的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