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 Insight（论坛洞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栏目，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前，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接受了本栏目独家专访。极限施压、敲诈勒索、强人所难......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认为，特朗普的上述谈判手段“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
2018年至今，中美贸易战已持续一年半时间。刘胜军说，2019年5月之后，中方开始亮出了真正的态度，中美贸易战也进入了比较艰难的阶段。
在他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形成一个共识：美国真正的目标不是要缩小贸易逆差，而在于扼杀中国的发展。
当“全球化”遭遇“特朗普现象“、在美国有意将贸易战主战场向科技战转移的当下，中国该如何应对？
刘胜军认为，中国要始终保持高度的“压力感”，不能在和特朗普对峙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我们应该看清长远的趋势格局，要坚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我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有保障的。”
CDF：在您看来，中美之间你来我往的背后，显示出了中美两国怎样的心态？
刘胜军：中美贸易的问题，一开始不光美国提出了，欧盟也提出了，更早时还有TPP。中方也作为反馈设了自贸区，所以我认为，中方并不是在回避需要作出的改变。
但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策略实际上是类似极限施压、敲诈勒索、强人所难。这样的做法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崇尚心平气和地谈判，互相尊重，哪怕中方多做出一些让步也没问题，但是应该是在建设性的、友好的气氛之下进行。特朗普，如大家所知，是房地产商出身一上台就采用了典型极端的谈判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中方不可能轻易地就完全满足美方的要求。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一开始确实中方——特别是国内市场，不大适应这种打法，所以国内经济、金融股市反应比较剧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有些得意，觉得自身的策略完全奏效了，于是希望能够继续加大对中方的压力来。
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不光经济规模庞大，也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与80年代的日本有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当年的日本在政治、军事上依附于美国的，所以没有办法对美国正面说不。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国家都完全有实力与美国周旋、博弈。
CDF：的确，我们也看到今年五月之后，中方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变得更加坚定或者说有章可循。
刘胜军：今年以来，随着在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趋稳，一季度的较好开局，中央谈判政策在5月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一次转变表明了中方真正的态度。
在去年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中方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因为当时形势压力较大，我们采取了“先保持谈判，第二步破局”的策略。
5月之后，中央首先列明了几个底线。特朗普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可能完全被颠覆，但是中国政府既然划出了底线，就不会轻易地突破，况且中国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底线。
此后，中美的谈判进入了比较艰难的阶段。我想，这有三个关键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屈服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我们不是不想改、不想变、不想开放，而是我们不愿在威胁之下妥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一年的博弈，特别是近期发生的华为事件给中方带来了震动，这个冲击不亚于关税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慢慢都形成一个共识：美国真正的目标不是要缩小贸易逆差，甚至不是为了解决贸易不公，其真实用意在于扼杀中国的发展。
第三个原因与2020年大选有关。特朗普虽比较疯狂但也不得不顾及到大选，这是他巨大的软肋。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非常态度鲜明地抓住了他的软肋：
2020年之前，如果特朗普要打，中国绝不让步，但他的连任也可能因此泡汤。特朗普自己也意识到了中方这个策略，所以他觉得中方的意思就是拖到2020年。一旦连任，他会更加强硬。我想这是目前大的格局。
CDF：您刚才说美国的目的是扼杀中国的发展，这是美国的目的，还是特朗普的目的？美国国内的声音绝不是单一的。
刘胜军：我想在美国，特朗普代表的可能是极端强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的声音。但是目前整个美国社会的声音——包括美国国会、社会精英人士，——总体上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这种气氛已然形成。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士，比如说国内报道较多的，像劳伦斯. 萨默斯、史蒂芬. 罗奇、杰弗里 . 萨克斯 等少数头脑清醒、负责任的人。但是美国政客，包括国会议员，现在都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洪流裹挟。
美国的两党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分歧在于策略，比如说是否通过打关税战解决。
如果特朗普连任，对中国的打击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但如果他下台，我认为民主党总统也不会放弃遏制中国的想法，尽管风格和策略应该会和特朗普有很大差别。
新的民主党总统更有可能与欧盟联合向中国施压，甚至有可能回到TPP路线上。不论如何，对中国来讲，我个人仍希望民主党上台，以建设性的方法推动中美关系，用一种好好说话的方式与我们交流。
CDF：您提到了华为。在贸易战的背景下科技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美两国有没有科技脱钩的风险？
刘胜军：我一直说贸易战只是个引子，其实中美之间真正的主战场是科技战。
先说为什么贸易战是个引子？虽然中美现在打关税战，但是从一开始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的智库，都一致认为关税战最终会两败俱伤。
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对其他国家征税，最终的结果什么？整个世界一起毁。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根本行不通。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种极端的情形，特朗普是在短期内把这当做谈判手段，是一种策略，而不是让税收长期化。
我觉得贸易战不可能一直这样打下去，美国从贸易当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国内分配不公，跨国公司得到了好处，而底层的制造业工人却失去了工作，这是美国国内内部再分配的问题，他们把中国当成了一个替罪羊。
为什么说科技是主战场？因为科技是美国核心竞争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此时中美之间在科技问题上的冲突可能会决定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国际地位。
如果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给人类社会以及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影响。目前就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在科技问题上，美国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甚至有可能冒着科技脱钩的风险。
虽然美国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坏事，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大，越有可能倒逼中国实现一些关键的科技突破。
当然，有自主开发的决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走向极端，不能什么东西都靠自力更生，甚至靠政府砸钱。我们过去不是没有砸过钱，比如芯片，实际效果不好，因为此类领域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家精神。
同时，企业家也只有时刻处在全球化生态链上才能紧跟时代，即使自主，也不意味着与外界断绝来往。
CDF：刚才很多内容涉及到对“全球化”的理解，现代国际贸易一个关键的逻辑基点在于认同“全球化”是有利于发展的。您觉得目前种种现象背后的“逆全球化”思潮是如何出现的？应该怎么应对？
刘胜军：“全球化”本身确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市场经济的原理来自于交换，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村庄内的交换，发展到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现在变成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
交换的范围逐渐扩大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有好处，但是传统的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贸易带来的政治冲击。
尽管A国和B国都能从贸易当中获得利益，B国得到的好处在国内的分配却是严重不均衡的，美国就典型属于这一情况。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得到了巨大利益，但是制造业工人却备受冲击，且不能得到政府补偿，这样导致社会上形成了对立情绪，并由此产生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
此类问题的出现不能说明“贸易全球化”本身出错了，而是在于不能单纯从经济方面考虑“全球化”，同时还要兼顾政治现实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但是我并不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会改变。
“全球化”的潮流依然在滚滚向前。现在全世界应该认真地坐下来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怎么样让所有的国家认同一个世界贸易规则。WTO的规则在上一阶段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已被认为过时，大家需要一个类似于TPP的新游戏规则。
特朗普的思路比较奇特，他退出了TPP，甚至威胁要退出WTO，但是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大家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想中方也一再表明诚意愿意坐下来谈论如何来修改WTO规则。
第二个层面就是每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特朗普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因为有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情绪对立，才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
目前，“全球化”遇到了这种“特朗普现象”，但是我们不认为大的趋势会改变，因为“全球化”符合经济原理和规律。
如果有某个国家因为认为“全球化”是有害而退出，那么它将成为一个输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要看到这个现实。
CDF：无论是贸易战还是“逆全球化”，都与国内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您对美国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刘胜军：美国的形势从数据上来讲相当不错，比如失业率应该在3%多，这甚至好于2008年之前的情况。美国的经济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但是，表面的“特朗普繁荣”之下存在非常大的隐患。比如像瑞·达利欧、萨默斯等人都在担心美国新一轮的经济衰退、甚至是金融风暴到来的时间点。
大家争论的焦点不至于风暴是否会来，而在于会不会在2020年大选之前就到来，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第一是美国此轮繁荣实际上是通过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实现。到了今天，美国的股市已经涨了十年，已经形成了新的泡沫。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进退两难，如果不退出宽松政策，泡沫可能愈演愈烈，最终可能爆炸；如果要退出，可能给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于是特朗普和美联储就陷入对峙。特朗普是一个“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人物，他认为只要能连任，不在乎降息多少，他恨不得降到零，这是由于他缺失理性和常识。
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来自于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关税战给美国带来了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现在关税的主要成本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中国的企业可能也会有压力，但从数据上来讲，美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这将打击美国消费者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对整个金融市场、经济、企业的投资决策等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第三，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前可能不敢有过大动作，但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已非常脆弱，如果再发生一些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引发金融风暴。
总体上说，美国现在状态不错，但危险性非常大，随时有可能发生逆转。
CDF：中国的情况呢？
刘胜军：中国从增速上来讲，当然是比其他国家要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增长一定程度在依靠政府干预，比如大量的基建投资，甚至说靠房地产拉动等等，带来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的持续攀升。
中央在十九大上特别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希望能够走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想象的更漫长，更艰难。
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进展，但是进展不如预期，特别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大改革进展得不够快，这也给整个经济转型带来了影响。
总体上，中国政府现在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把重点放在了博弈上，将通过各种手段维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对平稳，以避免受到美国所谓“极限施压”的冲击。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长期问题，长期问题仍要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真正落实当时改革措施，继续加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
我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有保障的。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努力争取的结果。
CDF：还有任何信息是我没有提到，但您希望表达的吗？
刘胜军：我想，在2020年大选前，中国并不需要慌张。最近，特朗普说中国又向他致电，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了。中方的态度表明中方目前的心态比较放松，根本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
从谈判策略上考虑，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有高度的压力感。
不能因为特朗普2020年之前的相对脆弱就可以开心高兴。因为未来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特朗普连任了，反过来加倍报复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对他的做法，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防范。
第二种可能是他不连任，民主党上台可能会联合欧盟等发达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采用类似TPP的手段孤立中国，我觉得那种做法可能对我们的压力会更大，甚至更加危险。
我觉得萨默斯最近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其实中国遇到特朗普是一种幸运，因为特朗普的打法无法持久，最终还是要认输。如果中国遇到了一个比较聪明的、能够团结发达国家孤立中国的总统，压力会更大。
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中国现在做交易的谈判策略没问题，但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挑战。
不管特朗普能否连任，我们现在都要坚定地推进，而且要加快步伐推进改革开放。
继续改革开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一个好处是提高国内产业竞争的质量。例如，汽车产业多年的保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从前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太原始了。
第二个得益就是消费者，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国家的消费驱动，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希望的。
改革对国内民营企业和消费者都是重大利好，因为今天中国的市场规模如此巨大，不必担心开放某一行业会对中国整体产业带来打击，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阶段。
中国不能在和特朗普对峙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不要沉溺于短时间的战术得失，而是要看清长远的趋势格局，要坚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
CDF：贸易战背景之下，您如何看点中国改革的风险？
刘胜军：过去十年的实践证明，政府干预对中国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了。现在不是简单靠稳增长就能够稳得住。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还没有失控，但经济增速下滑，金融风险节节攀升，这些均表明了改革的迫切性。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重大的改革不能够落实的话，风险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会越来越难以把握。（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与平台无关）
采写 - 丝露
整理 - 子欣、涓涓、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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