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演讲实录，来自9月6-7日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美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全体会。
演讲者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儿子，马克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马克·布热津斯基。
上世纪70年代末，布热津斯基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之命访华，他和他的家人共同见证了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时刻。
此后四十年间，小布热津斯基曾数十次访问中国，他与父亲一样，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美建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
演讲中，小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两国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而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我们全家应邓小平总理邀请，重走历史上毛主席的长征之路。当年我们从中国回来以后，美国《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我们的事。
我们经过了长征路上最著名的要道，如娄山关和泸定桥。
14岁的时候，我曾因为抱怨这些地方没有麦当劳和必胜客而被父亲训斥……尽管当时我很想念巨无霸，但那时我就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历史感和方向感，具有重要性和象征意义。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我父母在我们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林的家中招待了邓小平和他的夫人，我和我哥哥姐姐给他们享用哥哥和我打猎来的鹿肉。
我的妹妹米卡现在是著名的美国电视主持人，当时她还没想过自己以后会上电视的黄金时段节目。她把鱼子酱洒在了邓小平腿上，邓小平一笑置之……
但那个夜晚的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和邓小平握手时，我能感受到了他开放的心态和想带中国走向世界的渴望。
我站在你们面前，试图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这样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尤其深刻。
尽管当前的形势可能掩盖了这一点，但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非凡的历程，日益紧密，更重要的是，相互依存。
1978年12月，只有1200名外国人居住在北京。
据估算，现在大约有20万外国人居住在北京，10万多美国人居住在中国。
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好、更安全。
40年前，中美两国为外交、政治、贸易、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种合作应该延续下去。
因此，在经历当前的不确定性和紧张关系时，我们有必要提出4个问题：
1. 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2. 中美关系正常化催生了什么，又促成了什么？
3. 当前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
4. 中美双方现在应该有什么共同的目标？
核心原因是两位领导人——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总理有战略决心攻克难题。
中美第一次尝试正常化是在1977年，但由于缺乏更全面的地缘政治构思，很快陷入了僵局，这主要因为台湾问题。
1978年初，卡特总统认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碰巧的是，当时由于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邓小平总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总统指示我父亲、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让我父亲转告邓小平，他很在意苏联带来的威胁，并传达美国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秘密中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甚至在最后一刻同意在一些余下的问题上“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卡特和邓小平关系的基本原则，最终也是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未达成一致的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这对于达成一致起到了催化作用。
因此，正常化的实现是因为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
“求同存异”的共同战略决心意味着，外交上的相互通融能让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现实也的确如此。
今天，在考虑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和分歧时，我们有必要铭记这段历史。
中美关系正常化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同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改变了全球格局，进而导致冷战的结束。
它也打破了外交僵局：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共有113个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美之间也由此开始进行科技合作，这帮助了邓小平做出全面经济改革的决定，也帮助了他制定发展规划。
这是邓小平的核心任务：卡特政府清楚地知道，1975年9月，在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中国劳动力专业化的核心部分，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途径。
随后，我父亲刚从中国出差回来，白宫就宣布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将率领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科技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的代表团中有一些美国顶级科学家的身影，由此表明，美国希望科技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在弗兰克•普雷斯博士访问北京期间，他半夜打电话叫醒了卡特总统。他说，邓小平有一个紧急问题，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
卡特回答说：“告诉他派10万人。”
现在有3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还有1.5万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
对我的父亲来说，下一代是中美正常化关系延续的关键。
1979年，邓小平在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强调，中国需要学习外国技术来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邓小平前往各地参观生产和技术设备，包括乔治亚州的福特装配厂、休斯顿的休斯工具公司（ Hughes Tool Company）、西雅图的波音工厂。
科技合作是关键，这种合作引领中美走向美国和中国一种多方面的关系：是协商性的、双边性的、正常化的关系。
如果没有中美科技合作的迅猛发展和互利互惠，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成果，中国很难取得如今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
尽管目前存在贸易方面困难以及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但中美关系仍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如《瞭望》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范围内竞争、协商。
因此，如果有一方忽视了中美相互依存的核心现实而采取行动，双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
此外，鉴于我们两国全球地位，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共生关系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
就现状而言，中国采取了一种耐心、谨慎、和平的方式。
美国外交事务领域人士尤其欣赏中国人对世界的战略思考，中国人已经摆脱了全球阶级冲突和暴力革命的观念，转而强调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中的“和平崛起”，并寻求一个“和谐世界”。
如果我们时刻牢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关键，中美将有能力处理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中美关系不可能是静止的。
中美关系要么拓宽，要么缩窄。
整个世界——以及中美两国——都将受益于与这一关系的扩展。
后冷战时代中，中美伙伴关系的深化扩大并非是针对对方设计的。它也不会减少中美与其他大国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两国对全球福祉的共同责任。
因此，当下除了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的贸易争端外，我们还应扩大和深化在若干问题上的地缘战略合作。
我们需要继续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风险，并达成共识，特别是如何采取共同的解决措施，这些影响将对那些最贫困的人口带来最严重的威胁。
中美两国发展形成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潜力巨大，可以说与美欧关系、美日关系并驾齐驱。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不仅就双边关系，而且就整个世界进行真正的、个人化的深入讨论。
1979年，在关系正常化前，美国方面提出每十天与中国举行一次双边会谈，这个例子说明严肃的、定期的磋商能带来有效的成果。
中美在维护全球稳定、推动全球社会进步、拉动国内复兴发展以及改进国际体系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不能让这种关系在短期内破裂。
除了贸易争端，我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个专门妖魔化中国的产业，他们恐吓美国商人，阻止正常的商业交往。
这种行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中国做生意的其他人。
在当今时代，世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大规模破坏性“文明冲突”的风险正在攀升，我们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将于9月6-7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3月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届。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自2018年9月起增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进行开放、务实对话提供更高频次的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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