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0年会，于 2020年11月11-1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 11月 13 日经济峰会，分组会（I）会场三讨论的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重塑”。本节讨论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联邦快递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施伟德（Frederick W. Smith），中国银行副行长郑国雨，米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孟立国（Florent Menegaux），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遵义。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全球化十分必要，但对其前景看法不同。

施伟德指出，疫情使各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截至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在多个领域呈现为K型。经济链条上端的行业和企业在蓬勃发展，而许多处于低端的行业和公司面临被抛下的风险。

施伟德认为，尽管疫情仍将对经济复苏构成挑战，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态势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首先，疫情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多元化趋势。一些国家鼓励制造企业回归本国，短供应链可能会持续发展。其次，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进程，电子商务呈爆发式增长。根据联邦快递贸易指数统计，美国74%的小企业认为通过技术提升消费者体验，有助于公司恢复。第三，美国绝大多数小企业主仍然广泛支持全球贸易，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开拓新市场的机会。

展望后疫情时代，施伟德认为，建立稳定且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有助于继续提升生活水平，帮助各国和企业实现共同繁荣。联邦快递将向新一届美国政府倡议发展中美具有建设性的互惠贸易关系。

郑国雨认为疫情催生了服务业新需求和新业态的兴起，服务贸易面临新变化和新机遇。他认为，当前服务业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在疫情导致全球物流阻滞、人员隔离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已经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推动经贸发展的核心力量。未来，服务贸易有望成为“全球化新引擎”。

郑国雨指出，服务贸易可以推动全球化再次加速。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第一，传统服务贸易项目数字化、线上化特征日益突出；第二，传统服务的可贸易性得到极大拓展；第三，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服务贸易业态；第四，服务外包为更多主体参与全球市场创造了可能。

郑国雨提出应从三方面采取行动，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动力。第一，顺应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势，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促进，打造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轮驱动”的全球化新格局。第二，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推动服务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运用，着力打造和完善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帮助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善和升级系统，拓展和挖掘全球服务贸易新市场、新动能。第三，加强各国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融合。规则制定者既要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定期评估和动态更新服务贸易规则；又要注重规则的包容性和适用性，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创造统一、稳定的政策环境。

孟立国认为后疫情时代应该重塑全球化，使其能忠于它的原有承诺，即打造一个促进全球合作的世界，以便实现有利于所有人和所有地方的包容性进步。全球合作是重塑全球化的首要步骤。

孟立国指出，跨国企业有遍布全球的人才、资源和业务，可以在重塑全球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跨国企业应该成为转变、行动和进步的代言人，帮助建立一个更好、更包容和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孟立国期望所有人团结一心、充满信心，为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力量。

刘元春认为，未来全球化必须正视以下四个问题。首先，逆全球化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在加速。今年全世界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幅度超过过去12年的下滑幅度；全球直接投资下降，直接导致全球直接融资的融合度大幅下降；全球服务贸易收缩迅猛。其次，新冠对目前逆全球化具有两面性。疫情消失后，逆全球化也许会更为严重。全球经济停滞仍将持续，全球化红利持续减少。由于疫情将很多社会矛盾全面释放，使得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势力抬头，世界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第三，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四次逆全球化浪潮，但并没有找到处理逆全球化的妙方。因此，应该思考现有的解决方案能否解决各利益方诉求。第四，许多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治理的方案不但没有解决现有问题，反而成为问题本身。贸易战、科技战和人才战宣称能够解决问题，但反而让我们陷入深渊。

刘元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国际合作共同抗疫是修复全球化的第一步。全球形成卫生共同体，出台治理疫情的全球方案是最为迫切和现实的需要。第二，重视经济复苏政策的协调性。2008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国际协调机制可以为目前的经济复苏政策提供借鉴。今明两年，加强G20在宏观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尤为重要。第三，冷静审视自身利益，寻找符合各国利益的结构性解决方案。结构性解决方案有助于走出内部问题全球化的误区，但需要避免方案过于缓慢和表象化问题。第四，应加强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多边体系的修复。国际治理体系修复需正视多元力量、修复的先后顺序和工具组合的模式。

刘元春认为不应将对全球化的理解简单化，而要真正把握其困境及深层次原因，并结合历史经验、新冠疫情冲击和新技术革命，重新构建全球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的内在引擎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退化。1979-2019年中美经济命运紧密交织。双方有足够的合作空间，货物、资本、技术和人员无意识地连接和融合。两国间“无意识的全球化（unconscious globalization）”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但是，近年来，中国制造升级，使其具备生产和出口“深层技术”的能力。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放心地从对方那里大规模购买并使用这些技术。因此，“深层技术”带来的变革与中美两国信任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弗里德曼认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会更为正常、稳定和多边。他建议中美两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应开展深度对话，充分沟通，建立互信，推动双方经济和全球化发展。

刘遵义认为经济全球化能够在疫情之后重振。但其前提是降低全球化的净成本，使所有人共赢。尽管国际贸易可以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但会在一国内部产生赢家和输家。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只会给赢家更大的利益，而不能够很好地补偿输家。因此，政府有责任对国家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很多政府并没有有效地补偿由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输家，导致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受益人征收国际贸易税。国际贸易税由于仅占国际贸易额的0.5%，不会对国际贸易本身产生巨大影响，也几乎不会影响进出口之间的相对价格。

刘遵义指出，两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首先，两国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只涉及到一种外汇，无需使用第三国货币（如美元），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其次，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可以减少订单和实际支付的时间差，降低双重外汇汇率风险。第三，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减少了对外汇储备的需要。为此，他建议扩展人民币在中国国际交易中的使用空间。日本的国际贸易量占全球的3.7%，这其中有3.7%使用日元结算。而中国2019年的国际贸易量占全球的10.7%，其中只有不到2%用人民币进行交易。

刘遵义呼吁应超越经济学本身理解经济全球化，在控制疫情中实现全球合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马璐岩；校对：程昭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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