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体系可加快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建立。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使命便是将新生产模式的物质基础提升至某种完美的程度。与此同时，信用体系也加快了一种矛盾—危机—的剧烈爆发，从而加快旧生产模式各项元素的瓦解。信用体系有两个固有特征，一方面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而获得财富—变成最纯粹、最野蛮的赌博和欺诈，并让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群体规模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又是向新生产模式过渡的形式。正是其如此模糊的本质，让信用的主要代言人，诸如劳和伊萨克·佩雷尔之流，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Marx, 1894, 441）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放贷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其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不仅可以周期性地掠夺实业资本家，还能以非常危险的方式来干涉实际的生产—而这帮人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毫不相干。”（Marx, 1894, 5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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